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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
发布时间:2014-12-30 11:06

                  陈平原: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

               ——从“章程”看大学与社会之关系

    今日中国的大学变革,取决于以下三种潮流的相互激荡:第一,政府依旧主导,但已逐步放权;第二,高校依法办学,力图自主管理;第三,社会提供咨询,实现外部监督。三者互有呼应与制衡,跌宕起伏之间,呈现某种新气象。相对而言,前两者比较显豁,容易引起关注;至于大学之外部关系,尚处若隐若现间,还没得到很好的阐发。

    最近十五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体落实在以下两组数字:2013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2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30%;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4.5%,各类高校入学总人数3460万。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明白这两组数字的含义。

    这里不谈大学“高歌猛进”的利弊得失,只说一个问题;既然政府为此投入了巨额经费,纳税人的贡献不言而喻,因此,国民有权力也有义务监督这项耗资极为庞大的公益事业,以确保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断提升,而不是逐步下降或停滞不前。

    考虑到大学运作的复杂性,一句“高校信息公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校长越权、处长受贿、教授抄袭、学生作弊,或发生严重刑事案件,自有相关法律法规处置;但若是办学水平低下,或教育方针出现严重偏差,这样的问题,不是外行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代表公众利益的新闻媒体,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出事”后的穷追猛打。

    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全看主事者的个人道德。校长书记都很清廉,但大学越办越差,一直在走下坡路,浪费了纳税人大量金钱,也辜负了学生们的殷切期待,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办?除了政府主管部门,还有谁能代表民众或纳税人来对大学实现有效的监督? 

    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与颁布,法律赋予中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以及社会责任,或许能得到逐步的落实。在这中间,我关心的是如何实现大学自主与外部监督的统一。为了说明问题,我选择201493日正式核准生效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九所大学的章程,将其作为“文本”来阅读,看它突出什么,回避了什么,还有什么未曾阐发的生长空间。 

    这九部大学章程,都花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其“外部关系”——或称“校友及社会”、或称“学校和社会”、或称“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社会”,或简称“对外关系”。其基本思路有三:第一,模糊描述,不做硬性规定;第二,设立理事会,“参与学校重要事项的讨论咨询”第三,另辟蹊径,专门论述。

    先说不做硬性规定的。《浙江大学章程》第六十九条称:“学校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获取学校信息,并依法接受社会监督”;《中南大学章程》第五十八条有曰:“学校根据需要,就发展规划、争取社会资源等重大事项咨询校外专业人士或社会中介组织的意见。”承认大学有必要“咨询校外专业人士”、“依法接受社会监督”,但不设立专门机构;如此一来,如何落实上述设想,不得而知。

    在描述大学的“外部关系”时,承诺设立理事会的有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交大的思路有点怪异,将本该是外部人士为主组成的理事会与本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等放置在一起,统称“民主管理”。如此内外不分,自然说不上“外部监督”了。其他三所大学之设立理事会,都是“学校面向社会,开放办学的咨议机构”,唯有《南开大学章程》提及“对办学质量进行监督评议”。

    比较有新意的是北大、清华、中大三部章程。《北京大学章程》第四十五条称:“学校实行社会参与制度。实行信息公开;坚持校务委员会校外委员制度;设立名誉校董,聘请对学校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杰出人士担任;设立国际咨询委员会,聘请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关心学校改革与发展,并具有较高威望和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人士担任委员。”

    与北大之贪多求全,什么都有,但不知重点何在形成鲜明对照,《清华大学章程》则简单明了:“学校设战略发展委员会作为战略决策的咨询机构和社会参与本校事务的主要途径,依照有关规章产生和开展活动,定期就学校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提出咨询建议。”

    最具想象力的还属《中山大学章程》,其第六十五条称:“学校设立顾问董事会。顾问董事会是学校的社会咨议机构和非行政常设机构,由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人士组成,对学校的决策及重要工作提出参考性的意见或建议。”我在《“摸着石头”办大学》(《南方周末》2014年11月20日)中这样点评“顾问董事会”:“这是个新词,属于中大人的发明创造。大概是希望兼及‘顾问委员会’与‘董事会’的社会功能,但又不具备二者的法律地位。说得更明白点,是在现有体制下打擦边球。” 

不管叫“理事会”、“董事会”、“咨询委员会”、“顾问委员会”,还是“战略发展委员会”,其实都是在探索如何协调大学与社会之关系。虽说章程乃大学之“宪法”,这些名目繁多但功能相似的机构,到底该如何界定,能否有效运作,以及效果如何,目前仍是未知数。除了中大先走一步,已经粉墨登场(参见《中大召开首届顾问董事会:阵容“超豪华”,集国际智慧建世界一流大学》,《南方日报》20141112日),其他大学如何举措,尚未见相关报道。

    我当然明白,所有这些由大学设立的协调外部关系的机构,其主要着眼点是“拓展办学资源”;但与此同时,也具有某种咨询及监督的功能。说咨询,主体是学校;说监督,则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二者会不会互相矛盾?我们可以设想,既然是大学礼聘你来当理事、董事或委员,若你与大学的立场严重冲突,或者说了很不中听的话,损害了大学的利益,大学会不会马上(或事后)解聘你?考虑到这一点,你能否“独立判断”、“自由表达”,有效地代表公众监督大学运作,其实是要打折扣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承认其存在价值,并希望进一步规范其名称(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完善其运作机制。

    所谓“积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在当下的中国,实际上做不到。十年前开展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就是落入此陷阱——立意很好,只是一说便俗,一做就偏,最后弄得鸡飞狗跳,且收效甚微。

    这里的关键,一是中国不存在很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审机构;二是中国大学千差万别,很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三是没有官方背景的人家不信,有了官方背景又变成了另一种行政权力。与其这样,不如鼓励各大学(尤其是声名显赫的好大学)自己负责,在寻求学术视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实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监督。

    不管叫什么名目,谈大学之外部关系,必须兼顾咨询与监督。至于董事、理事或委员,愿意且能够参与此事的,最好具备以下条件:第一,长期关注(不是临时打听);第二,投入精力(不仅出借大名),第三,敢于直言(不能只说好话);第四,超越学科文化的限制(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

    最后一点必须多说两句,很多著名学者对大学运作及管理其实既无兴趣,也无知识,被咨询时,往往顺着领导的意志走,或者只谈本学科如何重要。这样的“国际知名人士”,其实不请也罢。各大学若真有上进心,愿意吸纳外界的智慧,且接受社会的监督,完全可以用心用力,努力经营好这一既非规定动作、也无既定目标、尚未定于一尊、可以自由挥洒才情的机制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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