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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改革办学体制,释放教育红利

杨东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改革办学体制,释放教育红利

 

 

大家好,我发言的主题是“改革办学体制,释放教育红利”。

首先不得不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又一次用经济学的话语解释教育。在教育领域谈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领域的问题相似吗?我们存在供给不足或者产能过剩吗?这些问题是需要理清的,简单用这个概念并不是很合适。

我们不妨来问问,在我们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当前教育最短缺的究竟是什么?答案其实很明确,是好的教育。从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当前大城市关于天价学区房的新闻层出不穷,除了天价学区房以外还有国际学校,大家知道国际学校需要多少钱吗?一年二十万。在北京很多的明星都把小孩送到国际学校,为了享受好的教育。总而言之好的教育非常昂贵,在北京最火的是鼎石国际学校,一年三十万,从幼儿园开始。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出国留学。

两个基本判断,老百姓对好的教育的需求极其强烈。而且老百姓对好的教育是有充分认知的。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个说法是老百姓就是要追求应试教育,其实每个老百姓都很清楚什么是好的教育。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这是最起码的。为什么要花二十万送到国际学校去,就是没有考试分数排行榜来压迫学生,就是为了这一点,这么一点好的教育真的那么稀缺那么昂贵吗。以上海为例,上海是我们教育水平最高的教育高地。去年网易教育发布的中小学生熬夜排行榜的前十名全部都是贫困地区,第十名是上海。这个结果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上海获得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就是上海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校外学习时间世界第一,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这个结果又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说法,认为港澳台、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化圈都是望子成龙的。不对的,人家已经越过这个阶段了。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只有上海的一半。日本的课外学习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在我们绝大多数的学校,应试教育依然非常炽烈。

第二个,千校一面。大多数老百姓无从选择,只能用脚投票,或者出国或者到高昂的国际学校,或者抱怨批判。但是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不足,我觉得要做具体分析,其实把儿童当做儿童对待根本不需要那么昂贵,不需要每年二三十万,每所学校都可以做到。在我们教育资源极其匮乏的五六十年代,我们都有比较快乐的童年,有什么难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如何从应试教育突围,供给侧改革究竟要改的是什么。

非常幸运的是老百姓的选择终于多了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批判抱怨和逃离出国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教育自救、教育自助。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家长,自己解决问题,在家上学成为了非常多的选择。中国的学生在家上学马上变成了小微学校,因为人口密集。北京著名的日日新学堂,从两个孩子开始,现在到三百个学生,仍然是一个非正式学校。大家知道另外一个非常活跃的体制外的学校,来自德国的教学模式,华德福学校,在全国已经有四百所,基本上都是黑学校。同样还有人做很多中国风格的尝试,比较著名的就是伏羲学校,在全国也已经有三百多所。台湾的曾国俊先生尝试建立一所中国范的学校。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公办学校都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学校,中国风格的学校在哪里?在台湾道禾实验学校。现在正在进入大陆,在北京、上海、天津、厦门、深圳都在建设。在这样的学校里面,老师必须要会花道、茶道、剑道等等,要有温暖的内心,要有对学生的爱。所以我们看到的基本事实是,中国全民族有着极高的办学欲望,想要办学的人不仅仅是李嘉诚、马云,包括王石,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教育家,只不过门槛太高,所以供给侧改革主要就是政府简政放权,改变垄断,放开管制。

在世界范围内,特许学校、自由学校和各种各样的教育探索都在进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创新已经超越了对办学资金、场地、硬件设备的要求。所以在中国,我们的教育供给改革,主要就是释放生产力,颠覆十九世纪的教育工厂,鼓励个性化、小规模精品学校的生长,鼓励自下而上的变革。开放民间办学,从而改变1300年的科举教育传统,改变19世纪的学校传统,改变计划经济的教育传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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